由于当年旧党在元佑年间复辟，故此次被认定的邪党又称元佑党。为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朝廷打击元佑党的决心，在蔡京的建议下，朝廷又在皇宫端礼门前树立了一块石碑，将邪上档全部和邪中档一部分官员可在石碑上，以儆效尤。
斩草必须除根，为了彻底扑灭旧党的残余势力，蔡京在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之间三次盘点增补元佑党人，并安排全国各个州县自行篆刻元佑党人碑，誓要把旧党永远的刻到耻辱柱上。
说来也是讽刺，后来北宋灭国，蔡京搞得这出****成了旧党们的军功章，大臣们纷纷以名列元佑党人碑为荣，尤其是到了南宋，谁要是元佑党人后裔，那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荣耀。
实际上，到了哲宗元佑年间，虽然司马光尽废新法，但除了司马光文彦博以外的旧党们对国家经济形势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如范纯仁苏辙就曾再三劝说司马光不要尽废新法，力主保留免役法等部分新法。蔡京对旧党的打击说是为了恢复新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已。
在蔡京给旧党的罗织的众多罪名中，有一项罪名非常耐人寻味，说是旧党主张放弃湟州、鄯州，导致国土沦陷，丧权辱国。
说来这事儿还要追溯到徽宗刚即位时候，西北动荡，熙河路宋军刚刚占领的湟州、鄯州遭到吐蕃袭击，旧党建议放弃两州退回熙河路，经向太后同意，熙河路宋军全面撤出两州，最终两州落入吐蕃部落。
要知道，神宗当年的梦想就是尽复汉唐旧疆，可旧党倒好，土地白白让出去，这让皇帝的脸面往哪儿搁？徽宗虽然喜欢奢侈享乐，但尊严还是有的，既然旧党已经打倒，那么也该重启西北的军事行动了，当年丢掉的国土必须要夺回来。
既然要打仗，首先就得选用合适的主帅，西北最能打的当属名将章楶，但到了崇宁年间章楶已经病逝。最终在蔡京的推荐下，宋军派出两路大军收复之前丢掉的湟州和鄯州，一路大军主帅为岷州主将高永年，另一路大军两位主帅分别是名将王韶之子王厚和宦官童贯。
西北两路大军三名主帅，其中高永年和王厚都是早先就身经百战的将领，但莫名其妙插进来个童贯，怎么看怎么别扭。况且两路大军三名主帅，按照宋朝的传统艺能，肯定又是无休无止的内讧，仿佛战斗还未打响此战就已注定要输。
然而事实证明西北这场仗能打赢，还真多亏了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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