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赶忙上前跪下，抱着左公呜呜地哭起来。左公听出了史可法的声音，可眼睛就是睁不开。他费了好大劲抬起胳膊，用手扒开眼皮，瞪着眼喊道：“蠢才！这是啥地方，你来干啥？国家都成这样了，我也活不长了，你还来这，让人把你害了，谁来接我的班！”史可法伤心极了，舍不得走。左光斗大骂：“蠢才！快滚！不滚我就打死你！”说着，就去摸地上的铁镣，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史可法没办法，只好哭着出了监牢。
崇祯元年四月，二十七岁的史可法一举考中进士。同年十一月，心怀感恩之情的史可法专程赶赴桐城，前往恩师左光斗的墓前拜谒，还特意为老师塑像并建立祠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此后十几年，史可法带兵征战沙场，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他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共同面对艰难险阻。有人曾劝说他适当休息一下，但他坚定地回答道：“我对上唯恐辜负朝廷的期望，对下唯恐有愧于我的老师。”
在天启年间的那场激烈争斗中，东林党的君子和忠臣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到了崇祯朝，东林党已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即使那些所谓以地域划分的陕党、浙党等政治势力，虽然与东林党争权夺利，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已经深受东林党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只是它的分支。虽然东林党从未有过完整的组织或明确的纲领，但每个东林党人都对自己的东林背景感到自豪。与此同时，那些与他们政治观点不合的人往往会被他们攻击为阉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林党的消极意义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以江南地区为背景的东林党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主张，给处于危机中的大明朝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根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然而，当崇祯皇帝上台并推翻阉党后，东林党掌握了政权。此时，明朝面临着辽东和农民起义军这两大开销巨大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府仅仅选择了增加农业税来解决财政困境。这种做法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就会有更多的农民因为无法生存而起义；而起义的规模越大，所需的军费开支也就越多。
相比之下，魏忠贤倡导增加对商业税和矿产税的收缴力度，这种做法远比向农业征税更为明智。毕竟商业利润丰厚，而且在农民负担已经如此沉重的情况下，确实应该转变思路，通过征收商业税来减轻农民的压力。东林党却主张取消商业税与矿产税，将军费的重担压在农民身上。
东林党的政策失误以及对农民利益的忽视，成为了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注民生问题，避免过度压榨弱势群体，否则将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
为何东林党的政治精英们会如此愚蠢地选择饮鸩止渴呢？或许并非他们没有想到后果，而是受到个人私利的驱使才这么做。这里所说的“私利”并非单指东林党内每个人的利益，而是指他们所代表的整个阶层的利益。
当人们谈论到东林党时，往往只记得几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如杨涟、左光斗等，他们在天启年间与魏忠贤抗争，坚守忠贞，最后惨死在厂狱中，因此东林党常常将自己视为正义的象征，而东林党在明末的一系列行为无疑加速了明朝以及南明弘光朝的覆灭。】
“东林党的行为，朕已经领教过了，不过现在东林党还来得及抢救一下。”万历皇帝坐在龙椅之上，双手撑着下巴，眼神深邃而凝重。他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说道：“朕需要你们去做一件事。”
群臣们纷纷低下头，静待皇帝的指示。他们知道，皇帝即将下达一项重要任务。
“朕要你们将东林党人的罪行公之于众！让天下百姓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万历皇帝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愤怒和坚定。
群臣们心中一震，但随即明白这是皇帝对东林党的惩罚。他们齐声应道：“遵旨！”
然而，万历皇帝心中却不禁有些无奈。虽然东林党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整个朝堂之中，确实找不到比他们更合适的替代者。因此，他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尽力采取措施来纠正东林党的不良影响。
他深知，东林党的消极作用不可忽视，必须加以控制和引导。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努力，也未必能完全消除东林党的负面影响。
想到这里，万历皇帝不禁叹了口气。他开始怀疑，经过天幕的揭露，这些东林党人是否还有胆量自称为东林党。毕竟，他们的真实面目已被天下人所知，这个称号可能会成为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耻辱烙印。只是他们一旦改个名字继续出来，自己那个傻孙子崇祯是否会再一次被他们忽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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