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江昌忠、江昌义这一对征婚恶魔的身世说起：
江昌忠、江昌义，是一对亲兄弟。父亲是一位吃苦耐劳、老实巴交的煤矿工人；母亲是大山沟里勤扒苦做、淳朴善良的农民。原本，母亲带着年幼的江昌忠、江昌义兄弟俩，在家乡艰难地扒拉着几亩薄田，含辛茹苦讨生活。父亲在外省的私人小煤窑里，挖掘“黑色的金子”，自己得到的，却是每月薄薄的几张票子。除去自己的日常用度，剩下的，仅够补贴家用。
日子如果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这两兄弟的父母，怕是要天天烧高香、夜夜磕长头了。偏偏“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两兄弟的母亲，得了那个年代最凶险的传染病——出血热，高烧了几天，人就没了。
父亲得到噩耗，请了几天假，匆匆赶回家乡，料理丧事。听医生说，妻子的病是由老鼠传染的。他决意要报仇：买来几只铁丝做的老鼠笼，抓到了几只硕大的老鼠，用开水烫死，拔毛，开膛，再扔进锅里，用清水一煮，加上几粒盐，就是“人间美味”了。父子三人，饱餐一顿，带着报仇后的快感，就匆匆上路了。
那一年，哥哥江昌忠尚不满七岁，弟弟江昌义还不到五岁。父亲变卖了房屋、农具，带着这对小兄弟，回到了矿山。他继续干着钻洞、挖煤的营生，两个儿子夜晚跟他睡在工棚里，白天就满矿山撒野。
没有了母亲的管束，也不用帮着母亲拾柴、放羊，这对小兄弟竟然觉得在矿山的日子，要比在老家的生活强过百倍呢！有人会问：吃呢？吃什么？父亲钻地下矿之前，会去矿工食堂，买来稀饭、馒头，让睡眼惺忪的兄弟俩就着咸菜，吃个囫囵饱。中午，就吃头一天晚上，父亲特意多买的剩饭剩菜。无论寒冬酷暑，永远是冷饭下肚。嘿！这两小子，继承了矿工父亲的好基因、好体质，抗冻、耐饿，不生病！
剩下的大把时间，兄弟俩就四处撒欢，去集镇闲逛。闲极无聊，还做些恶作剧。诸如：把煤球扔进矿工家属刚刚煨好的排骨汤里；偷吃矿工家属们在路边、在山间、在狭小空地上种出的瓜果；偶尔，还偷捕一两只家属们喂的母鸡，钻进小树林里，用泥巴一裹，架起柴火一烤，香气四溢，兄弟俩馋涎欲滴；半生不熟，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啊！胜过“人间美味”呀！许多年之后，兄弟俩才知道，这种鸡，还有个响当当的大名——“叫花鸡”。兄弟俩算是无师自通了！
兄弟俩做下的这些坏事，矿工老江不是不知道。人家上门告状，他不仅不责罚儿子，反而像母鸡护崽一样，把告状人狠狠训斥了一顿：“我的儿子，最明白是非，最知道好歹。他们害你，肯定是你们对我儿子不好嘛！你们不得罪我儿子，他们会无缘无故害你？不可能嘛！你们这些家伙，捧上踩下。看我姓江的老实，总是欺负我！没办法，我忍了！就像乌龟吞火球——心里痛得难受，嘴里一声不吭。谁让我无权无势无靠山呢？！现在，你们还想欺负的儿子？没门！我不能让儿子跟我一样，活成个窝囊废！”
从矿工老江的这番话，可以听出言外之音：他对现状、对周围的人际关系心存不满。是的，他自认为自己是“受气包”；用一句现代的流行语：他有 ”怨妇情结 ”，总觉得，满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工友们却认为，他是一点就炸的“火药桶”。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以往，矿工老江，虽说个子矮小、五短身材，但是，长得壮实，一身的腱子肉，干活也舍得花力气。后来，生活的重担，沉重的煤块，长期压在肩头，原本挺直的腰杆，变得佝偻了，特别是，患上了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之后，干不了重活。
煤矿井下生产环境，受自然条件约束，作业环境复杂多变，决定了它的劳动组织形式，只能是多工种协作劳动的综合作业。同时也决定了其工资分配办法，必须适应综合作业的特点，而不适宜分班组或个人进行单独计件。只能按照其特点，执行综合劳动定额，实行圆班计件。具体来说，在煤矿采掘工人中，实行的是圆班计件、分班计量、个人记分、以分值计算工资和奖金的分配办法。个人的分值，自报公议。
起初，矿工老江身体有病有伤，遇到脏活、重活、危险活，其他人照顾他，让他靠边站。久而久之，老江养成了习惯，遇到脏活、重活、危险活，他毫不谦让，主动地自觉地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引得同班组的工友们大为不满。
常言道：“能照顾你一时，照顾不了你一世。”加上老江没有了老婆，又不会省吃俭用过日子，因此，一人干活，养活两个儿子，经济压力还挺大的，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老江又没有另外的一技之长，不能像其他的同事一样，工余再去打一份零工、或者做一点小生意，赚一些辛苦钱，补贴家用。老江的全部收入，就是可怜巴巴的一点工资和时有时无的奖金，因此，他对金钱十分看重、分毫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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