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谪居期间，苏轼虽然刚刚逃过一死，却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因为黄州临长江，苏轼平时最喜欢泛舟、钓鱼、交游、喝酒、作诗、吟诗，当然了自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也不敢轻易嘲讽中央了，就写了很多格局更加旷达的优秀诗文，大家都会背，咱就不一一列举了。
潇洒的苏轼很快发现，就黄州团练副史这个破职位的俸禄根本经不起他养家糊口连带着社交活动，形势比人强，眼看着就要陷入贫困的苏轼在家东面开垦了一处田地，种种菜自己家吃吃，这块地靠东又是坡地，苏轼就打趣，自称苏东坡。
元丰三年，朝廷编修一部关于宋太祖治国的史书，当时的主编是曾巩。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学问水平没的说，可成书之后神宗左看右看总觉得不满意，想召苏轼回朝廷主持编纂。
可待罪之臣一下子就召回朝廷实在是有些唐突，神宗就下诏放开对苏轼的谪居编管，允许苏轼回到河南汝州居住。苏轼当时在常州有田产，随即就上疏说想回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苏轼取道江宁，来到了王安石家里。
昔日的政敌，却也是救命的恩人，见到王安石之后的苏轼百感交集，当年对苏家兄弟的不屑，朝堂上的争端，似乎根本不曾发生。素衣骑驴的王安石，野服不冠的苏东坡，两人相逢一笑渺云烟。
苏轼在王安石江宁家中住了数日，两人不提朝堂政事，而是谈天说地，对文学、礼学、佛经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谈甚欢。
迁居常州的苏轼没能住多久，神宗皇帝驾崩，旧党复辟，苏轼奉召回到朝中担任礼部郎中。
都知道苏轼是有名的旧党，可苏轼回朝之后，首相蔡确却推荐苏轼担任起居舍人。因为无论是新党蔡确也好、章惇也罢，都坚持着一个道理，选拔人才不分派别，对国家好的才是好的。
也许是谪居期间看到了政策在民间的真正成效，也许是受到新党领袖执政原则的触动，苏轼的执政理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就这样，既身为旧党又与新党大佬关系密切的苏轼晋升速度很快，元佑元年还没过完就升任翰林学士。
苏轼反对废除免役法是令司马光很意外的，当苏轼在朝会上陈述免役法对国家有好处，不应当废除之时，司马光甚至怀疑，苏轼这货是不是反水了？问苏轼，差役法、免役法你选一个吧。
苏轼没正面回答司马光，而是旁征博引拐弯儿抹角，总之意思还是应当施行免役法，不应恢复差役法。
团伙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司马光非常生气，就在朝堂上怒斥苏轼，但司马光毕竟对苏轼有恩，苏轼也不忍心反驳他，而是巧妙的解释，当年宰相韩琦在陕西强制征兵，您任谏官据理力争，现在您当了宰相，难道不允许苏轼据理力争了吗？
司马光虽然固执，但毕竟不是流氓，听到苏轼给自己递了个台阶也就没有再训斥苏轼，哈哈一笑这事儿就这么过去。
然后紧接着还是废除了免役法。
其实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旧党内部还是存在巨大分歧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免役法施行以后，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充分考虑到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少交甚至不交役钱。真正发对免役法的全都是诸如各级官员、有功名的、地主、土豪等既得利益群体，因为免役法施行的时候这些人要多交役钱。
减轻穷人负担，增加富人贡献，这原本就是赋税设计之初的构想，免役法可以说很好的实现了这个目的，可司马光不管，凡是王安石坚持的，他一律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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