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冀州没受灾。
那些在大汉三四百年，至少在刘秀定都雒阳之后，就开始抱着手冷眼旁观边疆衰败的大小地主阶级，以及享受了士族优待盘踞官僚府衙机构之中的那些人，会愿意接受骠骑的制度？
刘晔见赵云沉默，也没有等赵云回答的意思，继续说道：『自骠骑立于关中，投骠骑之人，多寒门也。郑公北海多辗转，水镜荆州长流离，皆不纳于中原是也。非其不良，乃如灾中之民，得温饱足矣！然冀豫如何？若使之失温饱，则恨也。若欲足之，则幽并怨也。以将军之智，自可分辨。』
刘晔虽然说得不是很明确，也没有提炼出一个准确的表达方式，但是无疑是点出了当下关中和山东最大的一个矛盾，也就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的迥异！
后世有人表示晋唐之时，才有士族门阀，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任何事物都有衍生发展的阶段，不能单独的截取其中一段，或者一个时间点来代表全部。没错，晋唐时期，士族门阀确实是最强最有代表性，可是追查其根源，却是在大汉年间，尤其是在东汉时期内诞生的……
东汉时期，土地兼并出现大小地主，同时因为书籍难得，经学基本在门户内流传。或者说是圈子也行，也就是师生关系，或者称之为师门。
大小地主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禁锢了知识的传播，而治国理政，又是需要这两个方面的事物，所以也就等同于垄断了官僚官位。
在大汉时期，出现全家老小全当官，一个家族霸占一个地区，新生儿出生就算工龄领取福利等等，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随着这些士族乡绅，大小地主逐渐壮大，自然在朝堂上为本阶级代言，争取更多的利益，到了汉灵帝时期，这些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官有官，要文化有文化，要武力有武力，还要朝廷干什么？
汉灵帝想要管，已经管不了了。
赵云显然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赵云依旧是沉默着，皱着眉头。
『骠骑之下，有荆襄之人，也有颍川之后，』刘晔缓缓的说道，『骠骑据关中之时，荆襄颍川之人，可通力合作，盖于关中而言，荆襄颍川，皆为外敌也。然若骠骑入中原……何者外，何者内？荆襄求于荆襄之处，颍川拜于颍川之时，又于当下大汉中原，山东之地，门户之间相互倾轧，有何异之？』
赵云皱眉说道，『山东之人若是如此不知道理，便是去莠存良，又是有何不可？』
刘晔坦然说道：『山东之辈，此时此刻，多类六博也。若言良莠，则是未必。六博六筹，博筹可分良莠乎？颍川之士，于丞相之下，谋于丞相，归骠骑之所，策献骠骑，谋策可言上下，然以此行论良莠，岂不谬哉？』
任何一个阶层满足温饱之后，必然会寻求更多的利益，更大的权柄。
这是一种必然。
因为人类社会只要还有剥削的存在，还有榨取剩余价值的体制，那么必然就会有这种问题。
士族世家，豪强门阀，从大汉的骨血当中成长起来，并且品尝到了垄断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甜美滋味，又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刘晔的意思很简单，能和骠骑协作的那些士族子弟，不是因为他们就完全百分百的支持骠骑的制度，而是他们的家族在分散押注，就像是六博上的筹码。
门阀豪强之间也竞争激烈，比如之前将宝押在了袁氏身上的那些家族……
压中了，盆满钵满，压不中，倾家荡产。
这是士族子弟和诸侯利益一致的地方，所以刘晔表示现在骠骑军中政治和谐，各派系相互合作，那是因为正是在收益高的时候，就像是当年袁绍不也是天下楷模？
『丞相如今之颓，非丞相之不能，乃丞相之所能也。』刘晔微微摇了摇头，『若丞相之不能，分权于郡县，便是天下颂赞！而丞相如今恶于山东，便是欲集山东之力抗关中也！山东之所恶，并非关中，乃「集」之一字尔！敢问将军，骠骑若得中原，是能，还是不能？是恶，还是不恶？』
士族门阀希望能辅佐一个『明君』，然后实现价值最大化，可是在辅佐明君之后，就必然会产生出利益冲突。地方上的豪强，希望出现的是宛如汉文帝，光武帝那样的，裁军简政，休养生息，注重农桑的君主，那么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极大的保证。
简单来说，地方上的这些士族，希望是一个『明君』，但是同时又要是一个『弱皇』！
因为门阀的经济基础，是靠兼并大量的土地，而产生出来的庄园经济体。他们兼并的对象，是自耕农，而自耕农又是中央皇室的根本经济基础，中央政府的赋税和兵役都需要自耕农来承担，这就使得门阀的庄园经济，跟中央政府的经济，完全是互相冲突的。
所以当历史上曹魏开始打击豪强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门阀大族就开始不满了，后来司马氏跳出来，这些士族豪强一个个或是帮司马打掩护，要么就是干脆暗中支持。真以为司马振臂一呼，就是死士云集？养死士也是要钱的，要时间，要场所的，猜猜看曹氏那么提防，三番几次的检查司马家，为什么就查不到这些死士藏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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