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城外最先生灵涂炭，教民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任何计划，只知道围猎周围村庄的汉人，对汉人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竹枪剌死，用火烧死，纯为杀人而杀人。
起事教民人数其实并不多，最先动手的马大龙部不过一千多人，而他们所在区域内的汉人百姓却有数万之多。然而，几十个有组织的教民冲进汉人村庄时，庄子里上千汉人却没有一个敢反抗的，也无法组织起任何反抗的力量。汉人完全没有防备，要么是被当场杀死，要么就是吓得四处逃奔。少数有血性的汉人拿着菜刀、镰刀挺身而出和教民拼命，却因寡不敌众被教民砍杀当场。
暴乱向着各地迅速蔓延，在官府回过神来组织官兵围剿前，松江的汉人百姓已然死伤大片，遇难者不下三万余。之所以如此，除了教民起事突然，事先汉人百姓毫无察觉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清欠，松江等地的宗族力量被太平军摧毁了大半，导致汉人无法迅速组织起来，从而被教民各个击破。
就连纳兰明珠也没有想到，他单纯只想利用的教民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教民起事钻了一个太平军政策的极大空子，那就是在打击江南士绅地主力量之时，并没有迅速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力量。
组织百姓最好的办法显然就是“建村设乡”，村有保安小队，乡有保安中队，县有保安大队，村村联保，乡乡互保，县县团保。这样一有事生，地方就能马上组织力量自保，而不是被立即摧毁。
周士相在发动清欠时，已然决定在江南推进建村设乡，组织从下至上的民众保安力量。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江南之地不比广东，本地人口数量极众，并且极度排外。
建村设乡，成立民众自保力量的前提是，太平军要能牢牢掌控乡村，基层的村长和乡长、保安队长们都要是太平军的人，或是亲近太平军的人，并且在当地百姓中要有极大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基层官员要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被他们接受，唯有如此，才能动员百姓，指挥百姓。
然而事实却是，太平军占领江南不到两年时间，还没有在江南大规模征兵，从而导致军中退役出来，转任地方乡村长的太平军大多并不是江南本地人，而是两广、湖南甚至是北方绿营出身的士兵。
这些在江南百姓眼中的外地人，显然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让当地百姓接纳。哪怕太平军的官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农民的政策，打击了一大批剥削农民的士绅地主阶层，将农民和佃户从宗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却仍是没有得到江南百姓的真正拥护。很多乡村长能够暂时压制当地，在表面上将工作做好，完全是因为当地百姓惧怕他们背后如狼似虎的太平大兵，而不是真心感受到太平军的好，从而积极拥护太平军。
“哭庙案”、“清欠案”、“通虏案”是严重打击了江南士绅阶层，并未触及到百姓利益，但士绅之心就是人心这个千年定律，却并不是周士相单纯一句刀握在谁手中，谁就有人心能够代替的。
江南尚文，百姓对读书人极为尊重，对有功名在身的士绅更是发自内心的敬仰，这不会因为士绅被锁拿下狱就会改变。仅以“哭庙案”而言，对金圣叹等人的处置可谓是雷厉果断，但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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